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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系文字研究

有關書法史的大眾讀物,談及先秦文字演變,若無字例可鑑,僅能姑且信之。閒談間若轉述這樣的含糊知識,無非是人云亦云,心虛得很。所以若真對某個議題有興趣,最終還是會找往傾向讓證據、數據說話、言必有據的學術刊物去,本書就是在這樣的動機下收進書單。不過因為字例、圖、表實在太多了,無力整理上來。僅能把自己有興趣的章節結論摘錄於此,一來分享書友,二可方便日後查詢。

作者:陳昭容

中研院史語所發行 2003

PART1 總論

CH1 秦文字發展序列

在秦史上,最早的文字資料是〈不其簋〉器蓋,1980山東滕縣後荊縣一號墓另出土一簋,銘文與簋蓋相同。所記為秦莊公破西戎有功受賜,作器年代約820 B.C.。銘文風格與西周晚期文字無別。

春秋早期秦文字資料:

  • 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秦公器群:〈[舂+禾禾]公乍寶用鼎〉兩件、〈[舂+禾禾]公乍寶簋〉兩件,以及〈[秦+禾]公乍鑄用鼎〉九件、〈[秦+禾]公乍鑄用簋〉四件及〈[秦+禾]公乍鑄尊壺〉一對。主人可能為襄公777~C.與文公765~716B.C。字體風格與鐘鎛近而與〈不其簋〉遠。
  • 陝西寶雞太公廟〈秦公及王姬編鐘〉、〈鎛鐘〉,作器者為秦武公697~678 B.C。編鐘銘135字,鎛鐘同銘唯行款不同。鐘鎛文飾與西周晚期類似,但字體已有一定的秦篆意味。
  • 〈卜淦□高戈〉、〈傳世秦子戈〉,〈秦子矛〉、〈故宮藏秦子戈〉,西安市公安繳獲〈秦子元用戈〉及〈元用戈〉兩件。與鐘鎛相較鑄銘粗糙,宜視作當時比較隨意的書體。

春秋中期秦文字資料闕。

 春秋晚期秦文字資料:

  • 鳳翔南指揮秦公一研大墓〈石磬〉,王輝據銘文「龔(走亘)是嗣」等論為景公四年573 B.C所作。
  • 民初出土〈秦公簋〉、宋代著錄的〈盄和鐘〉,器主皆秦景公576~573 B.C。
  • 〈石鼓文〉,字體風格與景公時期〈秦公簋〉、〈石磬〉極為相似、與〈咀楚文〉遠,有可能是同時代的作品。

上皆為嚴謹的官方文書,與鐘鎛相較,字體規整、筆畫圓轉,佈局逐漸趨向整方正。

戰國早期秦文字資料闕。

戰國中期後秦文字資料多樣,可分為三類:

  • 典型篆體,承春秋晚期風格,筆畫趨圓轉,結構更為方整。如戰國中期〈咀楚文〉與後來小篆差異極小,有學者指出小篆實為戰國文字,原因在此。後由李斯等人整理,出現秦刻石四平八穩的風格,為典型官書的代表。戰國時期〈杜虎符〉、〈新郪虎符〉;秦統一後的〈陽陵虎符〉亦為官方文物,但筆畫因受錯金需先鏨刻字槽的影響而顯方折。秦璽印、封泥多用篆體,陶器上戳印亦同。
  • 草率刻劃的文字,受刻劃工具的影響,改變春秋晚期秦文字的風格,破圓為方、變曲為直,形成筆劃方直的字體,以達書寫便利的要求。戰國中期稍早,部份刻劃文字能維持篆體的結構,如〈商鞅方升〉、〈秦封宗邑瓦書〉等,其他多數戰國兵器則往往率簡粗糙,部份字體省減筆畫,更趨約易。事實上,戰國中晚到秦漢,這種筆劃方折、結構篆字間夾部份省筆近隸的文字,是行用甚廣的書體,不僅官府使用的銅器、貴族祝禱的玉版上刻劃文字如此,官府監製的兵器銘文也多如此。一般人常用的陶器、衡量器上記容記重、甚至部份國家標準器上的詔書亦復如此,瓦質墓銘也用這種書體。這類潦草粗疏的文字,可以「俗書」稱之。
  • 書寫於竹簡木牘上的文字,從刻劃文字中吸取方直省減、便於書寫的優點,加上毛筆柔軟特質的發揮,略帶波挑筆意,就是戰國晚期開始使用甚廣的「隸書」,秦及漢初亦以隸書使用最多。目前已發表戰國至秦簡牘共有六批:(1)青川木牘;(2)天水放馬灘秦簡;(3)睡虎地十一號秦墓竹簡;(4)睡虎地四號秦墓木牘;(5)龍崗秦代竹簡、木牘;(6)周家台三十號秦墓簡牘。

 秦文字的發展,主要是朝向規整化與簡化兩個方向進行。在篆體方面,從春秋時期就開始朝向規整化的方向發展,戰國時期,其規整程度更加提高,篆體的風格在規整化的過程中逐步完成,漢人稱李斯等人整理後的篆體為「小篆」。籀文一般說來結構比較繁複,到春秋以後,人們書寫時常代之以結構較簡的形體,籀體被採用的頻率從春秋開始逐漸下滑,符合文字朝向簡化運動的規律。戰國開始出現的刻劃文字(草率的俗書)及隸書的興起則是另一種簡化,表現在筆畫的破圓為方、變曲為直、省簡筆畫上。俗書的結構多篆隸間雜,筆意草率,而隸書在「解散篆體、粗疏為之」的過程中以方直省簡方式表現,目前可見的以隸書抄寫的律令、文書等簡牘文字,一般而言,都較俗書整齊美觀,可能是出自較高水準的佐書隸人所寫。

就使用的範圍而言,官方正式的、嚴謹的文字都用篆體,使用範圍有限。俗書及隸書的應用較廣,所謂「秦書有八體」,實際上只有篆體與隸體可視為真正使用的書體,其他多為篆、隸二體的變化與運用,或是介於篆隸之間的一般日用俗書字體。

秦篆的風格是在殷周古文的基礎上,從不斷提高規整化的過程中逐漸完成。但要求結構端整、用筆圓轉,雖典雅美麗,書寫時則顯得繁難不便,所以使用場合受到極大的限制。相對的,刻劃方式或墨書於簡牘上,則佔有便捷的優勢,充滿生命力的活動起來。篆體成為一種莊嚴的象徵而失去了實用的功能,很快就被刻劃與墨書所取代。到了漢代,篆體結構也逐漸簡化,圓轉的筆畫也常受隸書的影響,趨向方直,與秦篆的風格大異期趣。漢隸發到極端講求波挑之美時,也就不再佔有便利的優勢,另由更便捷的草書和楷書起而代之。 

CH2 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平議

  • 從春秋到戰國秦文字或多或少都受到籀體的影響,但其影響力從春秋往戰國遞降,籀體與實際使用的秦文字漸行漸遠。
  • 秦以外的地區(東土地區),從春秋到戰國,都可見到與籀文相合的字例。
  • 戰國六國文字與《說文》古文相合的字例極多。
  • 《說文》古文與秦文字相點者,排除其商周古文因素之後,僅存四例,佔《說文》古文與秦文字對應的百分之一點四。

從這個歸納的結果看來,王國維的「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的說法是有修正的必要。《史籀篇》在西周末期,擷取當時的日用文字,編輯成書,西士秦地居宗周故地,文字多有豐鎬之遺,故用籀體較多,但文字演變,或有省改,或另製異體,秦地也並未全然採用籀體,離《史籀篇》成書愈久,籀文之用漸減,李斯等人取當世使用之篆體編定新的識字教材之後,籀體基本上就較少使用.東土各國春秋時期的文字與秦地差異不大,唯長期的政治擾攘,諸侯力政、文化、地域上的差異漸大,以致新興別體紛紛出現,這此東士新興的異體字基本上「罕布於秦」,單就戰國時期而言,西土秦地仍採部份籀文,但也有許多異體存在,這此異體多數與後來的小篆形體相同。而東土新興的許多別體(即《說文》古文)確實甚少影響秦文。王國維說「戰國時東土用古文」確是合於目前所見的戰國東土文字資料,但戰國東土文字中,新興異體(《說文》古文)僅為其中的一部份,這種情況下,說「戰國時古文行用於東土」似更合於實際情況。至於「戰國秦用籀文」一語,與《史籀篇》的編成及流傳情況不相符合,王國維的說法雖然點明了秦地風氣保守,文字「多仍周舊」的情況,強調了戰國時東西土文字的區域性差異,但卻單純化《史籀篇》的流,局限了《史籀篇》的影響,忽略了籀文在春秋時期較戰國更為盛行的事實,對於漢字從西周末到戰國末期的歷時演變,缺乏縱向的歷史觀照。

總而言之,王國維「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重視共時的地域性差異,缺乏歷時演變的史觀。從目前可見的春秋戰國文字資料看來,王國維對《史籀篇》作者、成書年代、流布的時間與空間等意見,都有修正的必要。至於他對《說文》古文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確不誤的。 

CH3 隸書起源問題重探

在中國歷史上,戰國時期是一段變動非常劇烈的時期,為了應付日趨繁複的社會生活,銘刻習慣也從「記功頌德」轉成「物勒功名、以考其誠」為主,在文字上也趨向於要求簡約。文字運用日廣,趨於約易的需求,使簡率的刻劃方式出現頻仍,文字的線條在刻劃過程中破圓為方、變曲為直、省簡筆畫,以達到快速的目的。這些平直省簡的寫法,加上運用柔軟的毛筆,表現出略帶波挑趣味的書體,書寫於簡牘帛書上,就是我們看到的戰國隸書。這樣的發票在戰國時的東土或西土幾乎是步調一致,往下發展開了漢代隸書的先河。在秦文字統一的過程中,不與秦文相合的六國寫法逐漸棄之後,秦及漢初隸書,就突顯出與戰國秦俗體的密切關連,實際上隸書的發展過程,除了趨於約易的簡率心態外,也受到書寫工具與質材的影響,與整個戰國刻劃俗體文字是密不可分的。本文中特意列舉秦隸資料,舉出秦簡與秦文字中的草率篆體作對照,也舉曾侯乙墓刻劃文字與竹簡文字作對照,主要就是要說明這一點。

隸書雖然是從簡率的俗書中吸取快捷的書寫方式,但是表現在簡牘上的文字,卻與許多出於工匠之手、潦草的俗體文字不可同日而語。不論是楚國簡帛上的文字或睡虎地、龍崗等秦簡,字跡都相當美觀,馬王堆中不少作品甚至可以「優雅」來形容。其中,相信「吏」的階層起過整理的作用。傳統的說法認為隸書的起源是獄吏程邈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刪古立隸文」而成。今天我們看到戰國中晚期的隸書及其形成發展的逐步過程,自然不會再相信程邈創隸書的傳說,但是程邈可能是在隸書的發展過程中起過較多整理作用的「吏」。隸書之所以稱作「隸書」,與秦漢獄吏、書佐從事文書工作有關,裘錫圭引睡虎地秦簡〈法律問答〉簡194曰:

「何謂『耐卜隸』、『耐史隸』?卜、史當耐者,皆耐以為卜、史隸。」說明所謂「史隸」,就是「隸人佐書」,並指出「『令隸人佐書』一定是秦官府裡普遍存在的現象,所以官獄文書所用的簡便字體便得到了隸書之稱。」

這是對「隸書」名稱由來極好的解釋。

戰國晚期,隸書已經是一般書寫習慣中的主流了,百姓用這種便捷的書體寫家書、刻印章、寫遣冊、記家譜史事、抄日書以為擇吉避凶的參考、記月名以適應秦楚社會的變遷;地方官吏也用它來抄律文、發通告、標地圖地名、編識字課本、記民間曲調,到了秦漢之間,隸書還拿來寫醫方、書典籍、使用的場合相當廣泛。相對的,規整的篆文則使用場合較為狹窄,日用場合中大概沒有人會寫類似秦刻石那樣繁縟的字體。隸書的快速便捷,在實用的功能上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直到漢代八分極力講求波挑之美,便捷的功能喪失,與隸書同時發展的草體,及漢代俗書中日漸出現更便捷的楷書,就很快的取代了八分,站上實用文字的舞臺。 

CH4 秦「書同文字」新探

「書同文」原是儒家思想中認為一統國家的必要條件,而孔子的時代,王室寖微,「書同文」只能成為一種政治理想。戰國時期,各國分裂更甚,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區域的隔閡更為明顯。秦在商鞅變法後挾著富強的國勢逐步兼併各國領土,秦文字也以強勢文化的背景進入各地,「書同文」的工作也就逐步開展。儘管沒有留下任何法令規章,但秦這種作法,不僅是有同一文字的企圖,而且我們認為經開始了實際的步驟。有了步驟,正定小篆,整理隸書,再加上約定俗成的力量,相輔相成,顯見成績。同一的文字是一統政局的必要條件,李學勤指出「『書同文』是統一的需要,歷史的必然,假設不是秦而是六國任何一個統一全國,也一定會採取類似的措施」,此說誠然。

過去由於戰國、秦、漢初的文字資料缺乏,對於秦「書同文」的討論無法在大量具體文字才料的基礎上進行。近三十年來,隨著考古工作的展開,文物資料大量出土,對「書同文字」提供了極佳的研究條件。本文徵引文獻上的相關記載、對「書同文」的研究作一番學史回顧,歸納這個議題下學者的意見為「正字形」與「正用字」兩個觀點。李文著重以秦統一天下前後共兩百年間的具體文字才料為基礎,檢討秦「書同文字」的實質內容。我們觀察的結果是:大量戰國東土區域性異體字在漢初基本上消失,存留的異體屈指可數,出現次數也少,「正字形」取得極佳的成績。通假字以聲音(音同音近)為約製,大量例證顯示漢初的通假字並不以秦文通假的用字習慣為準則,雖有一部份戰國區域性通假字因書同文字而廢除不用,但各地因方言或習慣有異而新生的通假字更大量出現,說明「正用字」有實質困難,收效蓋微。

所謂「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是廢除戰國東士文字中結構與秦式寫法相異的區域性異體字。至於在字形上是以小篆或以隸書為統一的基準,我們認為不是關鍵所在,因為秦篆和秦隸之間差異較大的是勢態而非結構,即使到了漢初,文字結構基本上也是承襲秦式,不過是篆意漸去,隸勢增加。秦官方正式的文書固以篆為主,實際運用較廣的應為隸書,統一文字,並不限於篆或隸,而是以廢棄結構上與秦相異的東土區域性異體字為主,這才是「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的實質意義。 

CH5 秦書八體原委

「秦書八體」指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秦篆是在西周文字的基礎上,經春秋戰國長時間的演變,逐漸形成一種筆道規整圓轉的風格。這種書體,原無大、小之分,漢人以「小篆」稱經李斯整理過後的篆體,相對於小篆的秦系篆體古文字,稱之為「大篆」。小篆是秦代官方正式的書體,「隸書」是在草率篆體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一種簡便書體,普遍為一般吏民使用。「蟲書」是指以鳥蟲為飾的藝術字,秦文字資料中未見(在戰國東土六國積極講究以各種美術字體作為裝飾的同時,西土秦地的文化風格相對的趨向於務實和保守,是而顯而易見的。原注:「秦書八體」是漢人說法,並未出現於秦文獻上,或許「蟲書」一體是漢人根據漢代文字中有鳥蟲書而作的猜想)。刻符、摹印、署書、殳書是指施於兵符、印章、榜題、兵器上的文字。「秦書八體」實際上是在不同概念下湊合而成的,「八體」既非八種書體,並列亦不合理。

將「秦書八體」與「新莽六書」相較,不難發現「新莽六書」在概念上較有理致。《說文.序》「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王莽在刻意復古的心態下,將孔子壁中書古文拉抬到六書中的第一位,並以「古文而異」的「奇字」擺第二位,這是王莽個人復古意識形態下刻意的標舉。「篆書」與「隸書」是兩種實用的書體,「繆篆」及「鳥蟲書」是兩種變化的應用書體。相較於「秦書八體」,「新莽六書」刻意去除刻符、署書、殳書,將摹印改為繆篆,在概念上是比較清楚的。

綜觀從戰國到秦漢之交的秦文字資料,真正實用的書體,其實只有篆、隸二體,其他的各種不外乎是筆道上的風格變化(如蟲書),或整飭與草率的區別,以施用對象為名(如刻符、摹印、署書、殳書),並非真有八種書體。「八體」的區分,是不合理,也是不必要的。

 

PART2 分論

(CH 1、2 略)

CH3論石鼓文的相對年代

石鼓文自唐代出土之後,其製作時代的爭議始終未斷,各家的說法,有早到春秋早期的秦襄公,有晚到戰國中期的武王、昭王之間,紛紜眾說,至今未能定於一。學者論石鼓的年代,切入角度約可分為兩種:歷史事實與文字語彙,其中唐蘭對石鼓的文字語彙方面論之最詳。本文著重於從文字語彙的觀點,檢討唐蘭的說法及證據,認為唐蘭的論說足以證明石鼓不應早到春秋早、中期,但用以指陳石鼓晚到戰國中期的證據則嫌不足。從一些字的寫法、語辭的用法及《史籀篇》的年代等方面來看,石鼓的年代應在春秋晚期,不宜晚到戰國中期。

秦武公鐘鎛出土、景公殘磬銘文面世,大大的豐富了春秋時期的秦文字資料,加上秦公簋作器時代的大致確定、《史籀篇》時代的新證據出現(唐蘭在1978年看了新出的[走馬]鼎(厲王十九年器,860B.C.)銘文中有『史留受王命書』之後,已經放棄了他先前《史籀篇》成於周元王(476~469B.C.)的主張。既然史籀確有其人,則漢人稱《史籀篇》為宣王(~782B.C.)時太史籀所作亦信而有徵。原注:史留任職於王之世時為「史官」,經共和至宣王初世升任為「太史」,任期約三十多年。),這些材料對於春秋時代秦文字的走向,也提供了清楚而具體的例證,對於石鼓製作時代的討論極有幫助。秦居宗周故地,其文字多仍周舊,在這個基礎上逐漸走向規範、整齊、平穩的風格。從秦系文字發展的角度來看,石鼓文的製作應稍晚於秦公簋(576 ~537B.C.),早於詛楚文(312B.C.),更且體的年代宜在春秋晚期,距秦公簋近些,離詛楚文遠些。從石鼓文字與磬、簋銘文極為相近又更為規整的事實看來,石鼓的時代,可能稍晚於磬、簋不久,但不可能晚到戰國時期,誕是我們為石鼓訂出的相對年代。

馬幾道(Gilbert L. mattos)曾有《The Stone Drums of Ch’in》一書,深入討論石鼓文的相關問題,也從秦文字發展的角度論證石鼓文的年代,他同意蘭把石鼓文定在秦公簋和詛楚文之間的意見,但認為唐蘭把石鼓定為秦獻公物,時間太晚。馬幾道認為從字體的角度來看,石鼓大約刻於公元前六至五世紀,若考慮到中國刻石風氣似較晚出現,就傾向於把石鼓時代定於公元前五世紀。他的論證過程與本文有相近之處,但結論略有不同。

裘錫圭在《文字學概要》中主張「從字體上看,石鼓文似乎不會早于春秋晚期,也不會晚于戰國早期,大體上可以看作是春秋戰國間的秦國文字。」最近裘錫圭又提出一個新的看法,在《關於石鼓文的時代問題》一文指出:晚清以來討論石鼓文時代的學者,主要可以分為兩派:一派著重通過石鼓文內容與歷史記載的對照以確定其時代。一派著重于研究石鼓文的字體的時代特徵,也就是依據石鼓文的字形和字體的風格等所表現的時代特性以確定其時代。他認為「但歷史考據派所主張的石鼓年代都早於春秋晚期,這與石鼓文字體不合」,「直到目前,還沒能出現一種既能很好照到其內容,又能很好照顧到其字體的說法」,為了解決內容與字體的矛盾,裘錫圭認為羅君惕指出「石鼓所刻之詩是早于刻石年代的作品」的想法是很具有啟發性的,他提出一種假設:

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的秦國統治者為了宣揚秦的受命之君襄公的業績,完全有可能在雍都南郊祭上帝的地方,把襄公時所作的紀功、紀游之詩刻在石碣上,說不定當時就是為了以襄公配享上帝而刻石鼓詩的。

如此,裘錫圭將石鼓詩的寫作年份與刻石的具體年份分開來談,他認為石鼓詩的寫作年份有可能如郭沬若所說,在送平王東遷而歸的襄公八年(770 B.C.)或稍後,至於刻石的具體年代,目前仍難以推測,刻於靈公三年(422 B.C.)作吳陽上下畤時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但決不會再晚於此年。這個意見也得到徐寶貴的支持。

我們認為,從石鼓的字體風格來看,其刻石年代約在春秋晚期,這一點與裘錫圭主張「不早於春秋晚期,也不晚於戰國早期」略有不同,但基本上是不衝突的。對於石鼓詩的內容和字體年代的不能統一,裘錫圭把石鼓詩的寫作年袋和實際阞刻詩句上石的年份分開來看,不失為一個調和的辦法。裘錫圭指出:

按照石鼓所稱「天子」「嗣王」等內容來看,其年代必須合乎兩個條件:一、在當時秦與周應有密切的關係。二、當時的周王應該剛即位不久。郭沬若主要就是根據這兩點把石鼓文的年代定為襄公八年的。可是在馬幾道、陳昭容所定的石鼓文時代的範圍內,卻很難找到同時合乎這兩個絛件的年份,所以他們都認為目前還無法確定石鼓文的絕對年代。平心而論,如果撇開字體的時代性不論,郭沬若的襄公說是相當合理的(他認為「其奔其敔…」指攻戎救周,則不一定整確)。其他關於石鼓文絕對年代的說法,都難以滿足上述兩個條件。

文獻記載,穆公三十七年(周襄王29年,623 B.C.)「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周襄王31年,621 B.C.)穆公卒,「天子致霸」,秦獻公二十一年(周顯王5年,364 B.C.),「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獻公稱伯」,從秦穆公卒到獻公二十一年這兩年代中間,似無周秦之間往來的記載。面對這個事實,就無法解釋石鼓文中天子與秦公共遊賦詩的情景,這的確是許多學者不願把石鼓年代置於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的重要考慮之一。

關於這一點,新出的秦景公石磬銘文有「天子匽喜,龔[走亘]是嗣」一句,說明了在景公時期,周秦關係好的事實,為我們思考石鼓的年代問題,提供了新的線索。王輝主張這句銘文是作器者景公(在繼承共公、桓公)即位時,曾匽喜天子,裘錫圭則認為是景公即位時遣使告周天子,由周天子匽喜秦使。儘管對「天子匽喜」的理解,學者存在不同的意見,但以此證明景公時期周秦關係良好,則可以成立。此正可補史籍之缺載,對石鼓時代的研究也有重要既意義。王輝分析了春秦戰國之交的周「嗣王」,認為只有秦景公時期作石鼓最有可能,並從文字演變上分析石鼓作於戰國早期的可能性極小。徐寶貴的研究也支持這個看法。這些研究都很有益於今後探討石鼓文時代的參考。

石鼓文的字體風格的確很接近景公石磬與秦公簋,基本上,我們同意王輝及徐寶貴的研究,將石鼓訂在與景公石磬和秦公簋同一個時代,但考慮到石鼓文部份字規整程度似乎更高些,其年代有可能略晚於秦公簋與石磬,但不致晚到戰國時期。石鼓究竟該晚秦公簋、景公磬多少時間,需要再作進一步的研究。我們傾向於留一個彈性空間,暫訂為春秋晚期。 

CH4 論〈咀楚文〉的真偽及其相關問題

從秦系文字演變的觀點來看〈咀楚文〉的文字,不論就風格而言,或就字體而論,皆適合於戰國中晚期秦國文字的一般現象,並無任何突兀之處。若要偽造這樣「逼真」而看不出破綻的長銘,恐非一般人能力之所及(疑偽者也認為應係高手所為)。〈咀楚文〉之最早出土者是巫咸石,其出土年代約在蘇軾嘉祐六年(1061)作《風翔八觀詩》的前幾年。若〈咀楚文〉為偽,其偽作時間應早於此年代。那麼,看看在此年代前後宋代之古文字研究情況如何,或有助於思考〈咀楚文〉的真偽問題。我國古文字研究宋代始盛,二徐兄弟對《說文》的就究,就是很好的開始。但是對古器物銘文,較具規模的研究並著作成書者,當首推歐陽修的《集古錄》,此書約成於嘉祐六年,已有〈咀楚文〉收錄其中。前此,則僅有劉敞的《先秦古器記》,輯有先秦器十一件。歐陽修之後,較重要金文著錄書有:呂大臨的《考古圖》,成於元祐七年(1092,據自序),晚〈咀楚文〉出土約三十年;王黼的《宣合博古圖錄》,成於大觀初(大觀,1107~1110),晚〈咀楚文〉之出土約四十年;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刻於紹興十四年(1144),更在〈咀楚文〉出土後八十餘年。〈咀楚文〉出土之時,宋代尚沒有任何較完備之銘文著錄可供參考,沒有一部金石字典可供翻閱(僅有的可能只是《說文》),在這種情況下,要偽造一篇三百餘字的長篇銘文,而字體之結構、風格及語詞的用法,皆要與該文所處的時空之其他文字材料配合,看不出漏洞來,談何容易。

北宋政和年間,曾作禮器多件,其銘文皆出自翟汝文(1076~1141)之手。翟氏生前當三代禮器出土最多的北宋末年,《宋史》本傳稱期「好古博雅,精篆籀」(卷三七二)。翟氏所作器,清代學者有誤為周秦時物者,甚至薛尚功也曾把其中的「欽崇豆」誤為商器,其精可想而知。今日來看政和禮器之銘,其非三代之器,並不難辨別(翟氏並非偽作,故與有心偽作者之刻意掩飾不同)。這是因為清代以來的古文字研究,巳累積了相當的成績,也編成了許多方便實用的工具書,使我們有能力去辨認宋代作品與三代銘文之差別。

宋代古文字研究正在起步初期,水平並不很高,《考古圖釋文》中許多錯誤的考釋就是其例。此處無意厚責前賢,古文字在研究草創初期,有如此成績,已屬難能可貴。本文只是想強調,在那種古文字工具書缺乏且古文字考釋尚在起步初期,

要偽造出像〈咀楚文〉這樣的長篇銘文,實難以想像。至於唐代,古文字方面的研究更少,要作這樣的偽,恐怕也相當困難。

就〈咀楚文〉(中吳刊本)的文字來看,把它放在戰國中晚期,並無任何不妥之處;就〈咀楚文〉的內容來看,其年代也正在此時。本文試著對疑偽者提出的證據,逐一加以覆覈檢討,也從秦系文字演變發展的角度討戰國中晚期秦文字的面貌,並談到幾個詞語的用法,這三方面的討論,都可以支持上述的觀點。〈咀楚文〉出土時宋代的古文字研究情況,也令人懷疑當時偽作者是否有能力足以如此「亂真」。除非今後有更多新的材料,對以上的論論提出反證,並強有力的證明〈咀楚文〉的文字與秦文字狀況不合,否則,就目前的材料看來,指〈咀楚文〉為唐宋人偽作實缺乏證據,其論點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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